我们之所以期待一部民法典，特别高度关注对民法总则的制定，主要基于如下两点理由。

而从现在的实践看，一些试点地方包括未试点的地方对于设立监察委员会后出现的问题，实际是存在不少疑惑的。现在，检察机关是以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相平行抗衡的法律监督权即检察权为基础而存在的，虽然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尚缺乏共识，但其法定职权内容丰富，合起来就可以叫法律监督权或者检察权，而现在进行改革，要将它的一系列监督公职人员的重要职权移交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基本变成一个批捕公诉机关，那么，批捕权、公诉权能叫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或者检察权，并与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和审判权平起平坐吗？建议有关方面慎重研究这一重要问题。

宪法的修改、国家监察法的制定，客观上需要酝酿的时间，需要一个探索实践和各方面形成共识的过程。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制定相关法律包括修改宪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党中央的重大政治主张，但要使这些主张成为宪法和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党还有一个对国家权力机关善于领导的过程。但是，原来的一府两院并没有与党的机关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人、负责人和多数领导人、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机关仍然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是国家机关的职权，与党的机关有性质上的区别。三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领导人、负责人实际也是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负责人，但其监察委员会的身份很可能会冲淡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身份。剩下的只有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它进行监督了，但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完全行使监督职权，受到很多制约。

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两个名称、一套机构和人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建议有关方面予以慎重研究。北京市坚持机构组建与支部组建同步推进，发挥党建统领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忠诚干净担当要求。

今年1至8月，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分别召开36次、25次、29次省（市）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管党治党、反腐败工作。按照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扎实做好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成熟一个组建一个，防止一刀切。浙江省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委派到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探索授予乡镇纪检干部必要的监察权限，推动国家监察向基层延伸。

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相互衔接、相互制衡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年1至8月，3省（市）已累计开具各类调查措施文书53448份，采取技术调查措施16批次，限制出境179批次633人。

充分发挥审理部门审核把关作用，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退回执纪审查部门补充证据或重新调查。试点地区把试点过程作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坚持公开透明，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宣传引导。试点地区纪委切实负起专责，精心筹划，抓好改革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聚焦纪法衔接、依法留置、指定管辖等重点难点问题，先行先试、大胆实践，积极探索监察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准确把握监察委员会的定位。

试点地区省、市两级纪委、监委执纪审查部门既审查违纪问题、又调查违法犯罪问题，对监督对象既涉嫌违纪又涉嫌违法的案件，执纪审查和执法调查同时启动、同步进行，严把事实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提高证据标准，使证据直接运用于司法审判，解决了长期以来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的问题。处分9389人，同比上升16.1%。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纪委牵头推进、部门各负其责、合力协同攻坚的良好工作局面。根据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积累经验。

加强思想引领，促进干部队伍有机融合。试点地区从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谋划、部署和推进，探索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

改革后，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分别为40个、35个、35个。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着眼完善提高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目标，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监察体系。

（一）完善了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二、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经验 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的所有成绩，归其根本靠的是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浙江省处置纪检监察干部违纪问题线索374件，立案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人，组织处理4人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变更和废止都应当以科学合理性为依归，以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和目标。进入专题： 行政决策 。除了将与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等在本部门官方网站上公开以外，还应当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所形成的卷宗依申请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当事人查阅、复制证据和相关决定文书的制度等。

行政主体制定、变更或者废止重大行政决策应当有法规范依据，在法定权限内，遵循法定程序。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主体不得变更、废止和撤销已经生效的重大行政决策，并应当在其制定、变更、废止乃至撤销的全过程贯彻诚实信义和信赖保护原则，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信赖某重大行政决策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六）诚实信义、信赖保护的原则。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如下八个原则。重大行政决策的参与，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部门间的协调等多个层面。

来源：《检察日报》2017年9月20日第7版，建顺微思专栏。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七）信息化技术支持原则。行政主体应当基于国家行政整体性原则，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提供给其他需要相关信息的行政主体，实现信息共享。

行政主体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行政活动的信息化建设，推进电子政务发展，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办理相关的事务提供便利，提供优质服务。基于该规定，需要确认三点：对所有行政决定套用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做法不可取，须确立行政过程中的利益均衡论。

既要目的和目标正确，又要手段和路径必要、正当、可行并合乎比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正如《决定》所指出：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行政主体应当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提供必要的条件，充分考虑并采纳其提出的合理意见。

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要做到依据合法便付诸实施，依据不合法则修改后再实施，没有依据就提供依据后再实施，无法提供依据的就不实施。行政主体应当将风险分析方法导入重大行政决策，切实掌握并灵活运用利益均衡理论，建构相应的机制，以准确了解和把握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生态等方面的状况，做好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切实做到趋利避害。

部门间的协调和专家论证等也是科学合理性原则的内在要求，而民众参与则是重大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须重视政策科学的研究，致力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正确理解法规范与政策的关系，不宜将依政策办事的工作方法完全抛弃。

重大行政决策的法规范依据、决策过程和内容应当公开，依法不予公开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说明理由。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和确保专业知识支持机制，由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来保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处理行政事务的，应当选择采用最有利的方式。（二）科学合理性原则。